根据《民诉法》及《民诉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担保应当具备的要件：第一，担保人要向执行法院而不是向对方当事人提供担保；第二，该执行担保不但要取得申请执行人的同意，还应得到执行法院的批准；第三，如提供财产担保，还应参照物权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执行和解协议中符合上述要件的担保行为可被认定为执行担保，担保人应受有关执行担保法律规定的约束，申请人可直接申请执行该担保人的财产。

1、因本案执行和解协议兼具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的双重内容，属于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的竞合，协议中明确担保人的身份，而且明确约定‘债务人如不按时给付由担保人承担全部责任，直至全部付清为止’。该担保条款的实质为执行担保书，所以，案外人以担保人名义在该执行和解协议中签章的行为，视为承诺在执行过程中作为担保人为被执行人履行还款义务提供的执行担保。

案例一：《鄂托克旗棋盘井新胜煤矿与杜安安、杨海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执行裁定书》【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内执复字第18号】

本院认为，“关于新胜煤矿以担保人名义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签章的行为性质。依据法律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执行担保构成的形式要件包括：一是执行担保是向法院提供的保证书，保证被执行人按期履行义务，否则承担保证责任；二是必须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三是担保人有代为履行债务的能力。本案中的协议虽名为执行和解协议，但兼具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的双重内容，属于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的竞合，协议中新胜煤矿的身份明确为担保人，而且明确约定‘杨海平如不按时给付由担保人新胜煤矿承担全部责任，直至全部付清为止’。该担保条款的实质为执行担保书，是执行过程中新胜煤矿为被执行人杨海平履行还款义务提供的执行担保。该案的执行和解协议虽然对履行期限作出了变更，但对执行标的并没有变更，该担保的标的仍为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所确定的被执行人杨海平的还款义务，只是将判决确定的一次性偿还欠款经双方协商变更为分期偿还。而且，该执行和解协议是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自愿达成的并提交法院存卷备案，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条款可以视为担保人向法院提供的担保书，担保人新胜煤矿为被执行人杨海平履行同一还款义务提供担保经申请执行人同意，该担保也符合执行担保需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形式要件。故，申请复议人称该担保仅为新胜煤矿对杨海平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担保的理由不能成立。”

2、案外人仅在《和解协议》中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并未向执行法院作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亦未就被执行财产依法办理相应担保手续，且该协议第七条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不能协商解决的，可以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的约定，表明案外人不愿接受强制执行，同时也表明《和解协议》三方当事人均无以该协议作为法院执行依据的表示。所以，认为《和解协议》符合《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的执行担保情形，缺乏法律依据。

案例二：《金昌易事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复议一案执行裁定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甘执复47号】

本院认为，“关于易事达房产公司在分成协议中的承诺是否成立对本案债务的执行担保问题。《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执行担保可以由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也可以由他人提供保证。依本案事实，易事达房产公司系案外第三人，依照《民诉法解释》第四百七十条第二款‘他人提供执行保证的，应当向执行法院出具保证书，并将保证书副本送交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的，应当参照物权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的规定，易事达房产公司欲向金昌中院提供执行担保，依法应向金昌中院作出代被执行人和兴水电公司承担债务并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在此前提下，金昌中院才能将其追加为被执行人，但本案事实是，易事达房产公司仅在《分成协议》中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并未向作为执行法院的金昌中院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亦未就丁家峡水电站全部财产依法办理相应担保手续，且该协议第七条‘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不能协商解决的，可以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的约定，表明易事达公司不愿接受强制执行，同时也表明《分成协议》三方当事人均无以该协议作为法院执行依据的表示。原异议裁定关于易事达房产公司对本案执行既提供保证，也提供了财产担保，易事达房产公司在听证会上对于追加其为案件被执行人并在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予以认可，也说明双方均认为《分成协议》约定的担保为执行担保的认定，显然与本院查明事实相悖。原异议裁定以金昌中院依据《分成协议》作出了作出了直接案件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为由，认为《分成协议》符合《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的执行担保情形，亦缺乏法律依据。”

3、案外人作为执行担保物的所有人，没有在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上签字，因此该案外人不能被认定为执行和解协议的担保人，该担保物不能作为被执行财产。

案例三：《金加民申请执行复议一案执行裁定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执复5号】

本院认为，“依照《民诉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本案中，申请复议人与被执行人戢军军、刘利华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以赣GXXCX2捷豹轿车担保戢军军、刘利华本案债务的履行。但是，申请复议人金加民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关于该捷豹轿车实际所有人系戢军军的主张，赣GXXCX2捷豹轿车登记在戢国平名下，依照《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该汽车系戢国平所有。由于戢国平作为本案担保物捷豹轿车的所有人，没有在申请复议人和被执行人戢军军、刘利华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上签字，因此异议人戢国平不能被认定为本案执行和解协议担保人。由于戢国平于2014年6月20日向九江中院出具了担保书，且担保书中明确以其名下捷豹轿车为金加民与戢军军、刘利华债务提供担保，依照《民诉法解释》第四百七十条规定，该担保符合执行担保的法律特征，具有执行担保法律效力。虽然该担保书中戢国平对其所担保债务的范围并无限定，该捷豹汽车作为担保抵押物，其担保的债务范围应以该捷豹汽车实际价值为限。因本案戢国平所有的捷豹汽车系按揭贷款所购，尚有贷款未还清，且已使用三年，其现有实际价值与已支付的60余万元担保款比较接近，戢国平的担保义务已实际履行完毕。因此，申请复议人金加民申请复议的主张不能成立。”

4、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上签字、盖印，以及在该企业向执行法院出具的保证书中的签字、盖印，均应视为职务行为，该行为对该企业具有约束力，该企业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执行担保责任。

案例四：《宿州东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典当纠纷申请复议执行裁定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皖执复字第00018号】

本院认为，“陈龙彬作为宿州东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申请执行人滁州国元典当与被执行人宿州纵横置业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上签字、盖印，以及在该公司向执行法院出具的保证书中的签字、盖印，均应视为职务行为，该行为对担保人宿州东都公司具有约束力，该公司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宿州东都公司已向执行法院提供了执行担保，并且明确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所以被执行人宿州纵横置业在规定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时，执行法院依法裁定执行宿州东都公司的财产并无不当，宿州东都公司在向本院复议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主张担保无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案例五：《中融信担保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恒天创丰重工有限公司与刘成刚、陈翠萍等借款合同纠纷执行裁定书》【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盐执复字第00010号】

本院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且该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列举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违反对瓮忠实义务的情形。本案中，2013年9月30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刘成刚系恒天创丰公司的股东，并担任恒天创丰公司的总经理；同时，刘成刚亦是本案的被执行人。刘成刚未经恒天创丰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让恒天创丰公司为本人的债务提供担保，亦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此外，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于2013年9月30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虽在执行担保人处盖有‘恒天创丰重工有限公司（1）’印章，但该印章与恒天创丰公司派专人在公安部门指定的刻章单位刻制的‘恒天创丰重工有限公司（1）’印章明显存在不一致，并且此两枚印章在不同的场合中均有所出现。申请执行人中融信苏州分公司不能证明此担保系恒天创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申请执行人中融信苏州分公司要求直接追加恒天创丰公司为被执行人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5、《执行和解协议书》中约定，“各方同意为生效判决书确定乙方所负债务，提供担保”等字样的，视为担保人做出执行担保的意思表示，在经执行法院认可并以执行笔录的形式记录在案之后，即对承诺人产生执行担保的约束力。

案例六：《青岛元和资产控股有限公司与济南天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四方天宇置业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申请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仲裁裁决案件执行裁定书》【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执复字第45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能否认定常凯是执行担保人，执行法院能否直接执行常凯个人财产的问题。在本案中，申请执行人青岛元和资产控股有限公司、被执行人济南天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被执行人青岛四方天宇置业有限公司、山东博格达置业有限公司、常凯、杨国亮、山东通运丰商贸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15日签署的《执行和解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我国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予认可。该《执行和解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各方同意本案原青岛市四方区人民法院（2011）四商初字第1036号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青民一终字第30号生效判决书中产生的乙方各项应付债务，总额确定为2900万元，现丙方、丁方作为担保人自愿与乙方共同连带向甲方偿还以上债务’，《执行和解协议书》第三条也约定‘……则原判决未履行义务，仍按原判决执行，丙方及丁方在本协议中提供的担保仍有效，法院有权予以执行’，从各方当事人签订的该《执行和解协议书》中可以看出，常凯承诺为本案生效判决的执行提供担保。其做出执行担保的意思表示，经执行法院认可，并以执行笔录的形式记录在案。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第三人因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偿还债务而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后，无正当理由反悔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对事实的认定，本院认为执行法院认定常凯为本案的执行担保人，并对其财产予以执行并无不当，执行法院（2016）鲁0203执异字第6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